金庸在浙学生追忆先生

编辑: 海声 来自: 浙江在线 查看 [ 0] 次 评论[0 2018-10-31 09:04

金庸先生在浙江的博士:

虽未朝夕左右,毕竟其为幸也

尽管先生的身体不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但对此噩耗仍然没有心理准备。

一直来心想,年逾百岁,当今似乎也不是特别稀罕的事吧。所以当报社朋友的电话铃声响起时,我在电脑面前傻坐着,不知道应该做点啥。等到放下电话,决定还是遵嘱追忆一下旧事吧。

1、第一次知晓先生小说

第一次知道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,是在一个非常意外的场合。那是1981年的9月底,我与几位大学同学乘坐费时一天的长途汽车前往黄山旅游。前座有一对年轻夫妻,男的向女伴另一方向的邻座拿了一册书,顿时低头苦读,浑不理旁边女伴的拉、扯、嗔、怒。

当时我虽年轻不谙情事,但也觉得此男人有些过分,于是好奇心起,立身张望,见书中有“陈家洛”三字。当时内地出版的文学书籍并不算太多,我又性喜阅读,绝大多数书一看内容即能知晓书名,但此书确实未见,所以仍不明所以。待到黄山归来,有同学神秘兮兮地给我一册书,让我不要声张,悄悄地看。这部《书剑恩仇录》上册,作者为金庸,纸张粗糙,装帧简单,当时也没在意。读了两三页,真好比林黛玉读《西厢》,直觉“词藻警人,余香满口”。七八十页后,“陈家洛”赫然出现,此时想起那个男人,也觉并非过分了。

第二天拿到下册读完。当时在想:我也是读中文系的大学生,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,只要是有中文版的,也算大致有些知晓。为何这么好的一本书,从未有师友提起,也从未见有文学史讲述?难道是自己的文学批评能力完全失灵?又抑或是众人皆盲,浑不知该小说为何物?一时懵懵懂懂,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

2、第一次与先生见面

同样,第一次见到先生,也是一个意外的场合。

那是1997年的一个春天。当时浙江大学尚未与杭州三座高校合并,金庸先生当时为浙江大学中文系设立了一个奖学金,该系要举行一个仪式。由于我素喜金庸,名声在外,我的大学同学、系主任徐岱让我代表他们做一个发言。记得那天是4月4日,上午在浙大一个会堂举行了仪式,我写了一页A4纸的发言,读了。下午是安排在杭州植物园的某处草地上座谈。那天气氛特别轻松,参加者皆以青年教师为主,所以毫无忌惮,我记得我熬不住提了两个久思不解的问题:

第一个问题是,先生的武侠小说,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料,可以说是异想天开,但又合情合理,极为吸引读者。那么这些情节是怎样写出来的?有小报说:先生写作,碰到写不下去的难关,便召集众友,让大家谈情节发展的设想。夜深人散,先生方才下笔,方法是避开所有人的建议。请问先生是真的这样吗?

金庸先生听罢大笑:“那怎么可能?哈哈哈哈-----”。

我也顿时明白,不由惭愧地笑了。当然,真实情况我是很晚才知道的:当时先生办报,经营、写作均亲自为之,写作也只能每天在忙完诸多杂事后匆匆动笔,很多时候是排字工人候在门外的,哪来这许多的悠闲?好事者揣测之词,也是意料中事,但本不应该成为吾辈粗通文学之人的问题啊!事后反思,还是爱之太甚,转为迷惘所致。

至于第二个问题,问的虽较内行,没有弄出笑话,但也是人云亦云,不值一提,尽管他的回答对我启示尤深。

两年后的同一天,我的《金庸小说论》初稿写完。

3、最后一次会面

2003年,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,在职读博。其间先生多次来杭,经常在中午休息过后,在下榻的酒店咖啡厅找一张桌子,与我们聊上几个小时。或问学业,或评时贤,抑或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。有当时闻即喜者,也有思考许久方悟者。至于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,先生阅后,更加写下长篇批语,指出研究方法方向。在先生的指导下,在就职单位的支持下,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。

2011年的元月,我与一友人专程赴香港拜见先生。先生在中环一酒店设宴。那天我也觉得先生的身体已不如往昔,证据是初次见面时先生打招呼有些迟钝,全不似原先的轻快灵动。但饭吃到一半,先生重焕光辉,有问即答,兵来将挡,水来土淹。那天在场的还有先生家乡海宁市的领导,皆为共同见证。先生座中为我博士论文题字。日后付印,就是用的此题签。

先生在我眼中为何许人物?借用一下晚清吴汝纶谈其恩师曾国藩的一段话吧:

文正公之为人,非一世之人,千载不常遇之人也。吾生乎千载之后,而遥望千载之前有若人焉,吾不能与之周旋也,吾心戚焉。吾生乎百载数十载之后,而近在百载数十载之前有若人焉,吾亦不能与之周旋也,犹之戚焉。并吾世而生而有若人焉,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,乃或限于形势,或间阻于千里百里之远,吾仍不能与之周旋也,吾心滋戚焉。若乃并吾世而生,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,又且不限于形势,不间阻乎千里百里之远,而获亲接其人,朝夕其左右而与之周旋,则其为幸也至矣。

2011年元月卢敦基与金庸吃饭

我虽远未朝夕左右,也深知自己之幸运。因为当我写完金庸小说论著之后,我对先生有了自己的体认。简截说来,先生已经进入中国文化的伟人之列,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持续地放射异彩。他不仅创造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,而且他的武侠小说完全以现代思想为内核,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。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!他的文化成就,将长久为后人学习记取!

社会上不时有人非议先生的武侠小说。对此问题我专门做过思考。确有一部分读者看武侠小说就头晕,以为它脱离现实、胡编乱造。但这实在仅仅出于他个人的兴趣、习惯和爱好。

事实上《西游记》也有许多人不喜欢,今天还有不少人宣称看不懂《红楼梦》,这种言论作为个人的批评也不甚妥,作为负责任的评论则更是远其甚也。如果按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——雅俗共赏,先生的小说毫无疑问已在杰作之列。试问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,又有哪一人能够以他笔下的人物、故事、词汇、场景等等如此直接、如此频繁地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?当然走红一时的文艺作品也经常可见,文学史家的办法是再引入一个时间的坐标,俗称“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”。

先生作品,自1955年乍现人间,至今已有一甲子之久,足够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一个整体轮回。大浪淘沙之下,其余武侠作品大都已经淡出,赢者通吃其实不仅限于商业领域。先生小说之伟大于此可见。呜呼!世运推移兮,哲人其萎。先生之风兮,山高水远!

2018年10月30日匆匆

(本文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学者、金庸先生的博士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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